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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蒸汽锅炉不如先废了包工头(图)

更新时间:2021-07-13

  聂云台,是我国创办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先驱者。他曾经撰写过《保富法》一书,他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编制于此书中,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地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聂云台用他的一生书写了近代中国棉纺巨擘辉煌的篇章。

  聂云台1880年10月出生于长沙,祖籍湖南省衡山县。父亲聂缉椝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是曾国藩之女。1883年少年时代的云台随父住在上海。1893年回湖南参加童试中了秀才,随即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后来赴美留学。

  聂云台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母亲曾被一位英国学者誉为坚毅而有见地的女性,父亲多年担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一职,对少年聂云台的影响很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曾国藩等在洋务运动早期创立的一家大型兵工企业,罗致了许多在天算、科学方面的人才,包括化学家徐寿、数学家华蘅芳等,还开设了方言馆训练学生,并请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教人英语。

  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聘用了大量外国技术人员,且十分重视西方书籍的翻译,光是局中译印的科学工程书籍就有一百多种。可以说,聂云台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新知识装备。如果说他父亲对新式工业有兴趣,那么到他这一代才完成向民营企业家的角色的转换。

  1888年,洋务运动后期出现了最早一批的民营企业,上海道台龚照瑗和商人严信厚、周金箴等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合资筹办官商合办性质的华新纺织总局。1890年,在这家纺织企业正式开工一年后,他父亲接任了上海道台,那一年聂云台只有10岁。

  华新纺织总局最初的资本额为45万两规银,分为4500股,拥有纱锭12000枚、布机200台、扎花机80台,与1890年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开工的湖北织布局相比,规模都小得多。聂家最初只拥有华新十分之一的股份。1897年之后,华新因为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到1904年被他父亲旧属汤癸生组织的复泰公司租办,约定租期5年。一年后,汤病故,复泰成了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25岁的聂云台出任总经理,聂家此时已握有华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票。等到租期已满,华新拍卖,被聂家以31.75万两规银买下,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

  恒丰最初从华新接过来,还是用蒸汽动力,管理蒸汽机的工匠权力很大,由此形成的“老规”制度能直接影响到生产环节,弊端很大。1912年恒丰改用电动机,废弃蒸汽锅炉,成为中国纺织厂采用电力的第一家。这不仅是动力上的改变,也是一次制度的革新,原来的包工头制也随之被抛弃。

  在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方面,聂云台也动了很多脑筋。旧的钢丝车不合用,他就卖掉另买新的钢丝车,又将15000锭的细纱车的罗拉、车头、钢领等配件换成新的,并对机器进行了维护、保养。除了专门的技工之外,特约一家洋行装配零件,另一家洋行负责派技师来教练加油方法,还请了一名在德商纱厂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为工程顾问,负责来恒丰视察机器的保养等。

  他很重视技术培训,自1909年起,就开办了训练班,并亲自负责主持。这些在当时的企业界都是大胆创新之举,为恒丰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15年,恒丰的产品16支云鹤牌棉纱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空前的机遇。1919年,恒丰的纱锭18144锭、布机450台,开始筹建的第二厂和布厂1921年相继开工。此时,恒丰已拥有41280纱锭,布机614台,年产各类纱12800包,布15万匹。

  恒丰的成功使聂云台成为纺织界的翘楚,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中推许其为工业巨子,聂云台因此迎来了个人事业的黄金期。1915年,他以“中国游美实业团”副团长身份出席美国巴拿马赛会,考察了美国的纺织工业,并邀请美国棉业专家到中国担任顾问,帮助改良棉花种植。1919年,他与商务印书馆鲍咸昌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纺织厂,初投120万两,两年后,投资总额达到289万两,规模日益宏大,聂云台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同年,他联合银行家和实业家荣宗敬、陈光甫等投资20万两合办维大纺织用品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2月,他参与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崇明,投资64万两,有纱锭1万。1921年,他与银行家又合资100万两,创办华丰纺织公司,由他任总经理。这一年,他还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砖瓦公司、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公司。他从纺织业出发,拓展到其他的相关产业,创造了近乎奇迹一样的“神话”。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因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等获得厚利,工商界闻风而动,一窝蜂似地开办各种交易所、信托公司。上海在不到一年间冒出140多家交易所、10多家信托公司,涉及资金几千万以上。接下来就是纷纷倒闭,酿成轰动一时的“信交风潮”。

  无锡荣家在这一风潮中也栽了跟头。很多年后荣德生回首往事,称1922年这次风潮,是他们荣家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的《交易所之利弊与吾国企业家今后应有之觉悟》指出:“凡一事业之建树,必合夫一国经济之情状,方能为永远之滋长。淮南之桔,逾江北则为枳,不求时宜,强为移植,则非徒无益,抑又害之矣。”他认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减少外来竞争这些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脚踏实地,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是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和实业家穆藕初,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给“交易所热”泼冷水、警告“商务实业,同归于尽”的文章,是当时难得清醒的声音。

  纺织业的黄金时代消逝之后,聂云台同样没有逃脱企业失败的困境。1924年,大中华纱厂的倒闭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模范工厂”的失败不仅使他在经济上蒙受惨重损失,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他的实业救国梦。《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有一个论断:“要是大中华纱厂的开办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发展,则大中华的衰亡,又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衰落。”

  此事曾惊动当时的纺织界,华商纱厂联合会总结教训说:“大中华之失败,当事者于营业之计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外厂竞争之压迫,供过于求之打击,债主重利之盘剥为其主要。”对于大中华的失败,聂云台提交的报告书对订购机器结汇的经过、迅速亏折的原因以及债权人卖厂的经过,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

  恒丰作为聂氏的家族企业,自1918年聂家析产、划分股份之后,聂云台的弟弟聂潞生出任恒丰协理,由于他把精力都放在筹办大中华上面,大权渐渐转入聂潞生之手。也许这是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聂家在大中华的投资23万两血本无归,这还不包括他个人垫付的公司债息等支出9万多两,共计32万两,相当于恒丰资本总额108万两的三分之一。这使他在聂家威信大受影响。此时,他参与投资的其他事业也多受挫,在中美贸易公司有三四十万两的亏损,中国铁工厂、华丰纺织厂都陷于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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